刘守英发表主旨演讲

一、平台是数字经济形态的组织

现代经济学将工业文明形态下经济体系的运行简化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国家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包括秩序、硬件及制度性基础设施。但是，这种黑板经济学对三者功能和关系的认识不仅与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不符，而且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它将企业与市场之间视为一种替代关系（Coase, 1937），以及对国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视为两极，要么最小化，要么被泛化。由此导致市场的主导作用被挑战；企业官僚化；国家权力扩张。三者的割裂是经济体制成本上升的根源。

人类社会已处于数字经济形态（刘守英&李三希，2024）构建的进程，表现为技术革命带来人工智能的知识创造；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成为主要组织方式：虚拟空间作为主要活动场所；新的生产力带来数字制度与治理的制度变革，以及人机协同的决策模式。

平台成为数字经济体系的组织。一是平台组织，截至2024年末，苹果全球市值稳居第一，达到3.78万亿美元，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平台均以超过2万亿美元市值占据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五位。截至2023年底，全球市值超过百亿美元的互联网平台数量59家。百亿美元以上平台企业市值总额达到12.9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平台企业市值规模共计10.8万亿美元，中国共计1.2万亿美元（《平台经济发展观察报告（2024年）》）。二是平台市场，2019-2023 年，全球电子商务平台数量从920万个增加到2620多万个。预计到2025年，全球网上购物规模将超过7.5万亿美元，接近全球消费者支出的四分之一。三是平台生活方式，截至2024年9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户达到12.44亿，全网月人均使用时长164.7小时（QuestMobile数据），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74亿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10.29亿人 ，社交网络用户规模达11.01 亿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70亿人，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81亿人（《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四是平台基础设施，硬件方面如亚马逊AWS在全球覆盖24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100个数据中心及400个边缘节点，拥有约150万台服务器；阿里云服务器数量超过百万台。2024年，AWS、微软、谷歌云对AI基础设施投资额分别达到780亿美元、760亿美元、530亿美元。软件方面，根据IDC预测，2024年至2032年全球基础设施软件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21.4%。

数字经济形态下的平台组织带来经济体制成本的大幅降低。一是通过网络外部性/网络效应，实现平台“为市场竞争”而非“在市场竞争”。二是数据、算法和算力组合成新的生产函数，平台凭借巨大算力、复杂算法和大数据，整合海量信息，降低搜寻成本、复制成本和验证成本等。

二、平台是市场、企业与政府的协同组合

但是，现有关于平台的研究仍然是基于替代思维的认识。一是将平台视为市场。平台创造出以往因交易成本高而不存在的市场，通过将市场纳入组织内部来降低交易成本。权威的理论是将平台视为双边市场，从价格总水平的市场理论到讨论价格结构的双边市场理论。二是将平台视为企业，比较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的相异性，将平台视为生态系统，平台企业的功能是运营者和协调者，而非生产者。三是将平台视为基础设施提供者。平台通过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制定治理机制，协调和促进平台中的生产活动。这三类对平台的孤立的研究仍然只是将平台视为一个组织，没有将其放在一个经济体系下来认识。

平台是数字经济体系下市场、企业和政府功能的协同组织。一是协调经济交易。平台通过价格结构设计平衡供需双方加入平台，发挥网络效应，形成正向循环，不断扩大平台用户规模和平台价值。通过收集用户行为数据、市场数据等多方面数据，挖掘供需双方的供给和需求特征，进行实时、动态的精准匹配，将市场交易平台化。二是协调生产活动。平台通过网络效应取代传统垂直整合型企业，核心生产活动由企业内部转移至企业外部，协调管理外部生产活动和平台生态系统。平台提供由模块化核心、标准化接口和互补性扩展组成的技术架构，将复杂生产系统分解为可替换或增加的模块，使外部开发者能够利用平台提供的资源和工具进行独立创新。通过开发新的应用和服务来扩展平台的功能，推动平台的快速成长。与传统的买方—供应商关系不同，提供开放合同和开放接入端口吸引大量第三方资源。为了激励开发者参与创新、拓展平台功能，平台企业会提供补贴措施，产生开发者溢出效应。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在业务运营、市场策略等方面做出更为准确和高效的决策，减少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观偏差。三是提供基础设施。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实现信息的显示、收集、存储和传输；提供交易基础设施，通过辅助订单下达、所有权转移、货币交易实现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提供整合多种支付方式的支付系统，并确保平台上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顺利、安全完成；提供评估基础设施，通过制定使用条款、进行黑箱算法治理来监管质量标准和平台参与，通过端对端算法实现平台监控并建立评级系统；提供开发者基础设施，为开发者提供软件开发所需的工具和环境。对开发者进行合理编排，使他们独特的贡献能够整合到平台生态系统。程序上非正式的，由定义相关标准的专业和技术专家网络进行调解。平台运营商优先选择自我监管。

平台是市场、企业和政府功能的组合。传统理论将市场、企业、政府视为对立分隔的主体，忽视了它们是经济体系的关联和协同。在数字经济形态下，平台打破了传统的市场、企业和政府边界，在新的经济体系中发挥协调不同主体和组织的中枢作用。利用数据、算法和算力的组合，平台组织同步协调市场供需、企业生产和公共治理；通过开放多边主体接入，灵活替换模块功能，实现精准匹配和可持续的增长；重构价格机制，发挥网络外部性；控制关键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保障平台核心功能的稳定性；实施自我监管，而非“去监管”，保障平台多边主体交互秩序。一是“市场－企业”协同。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平台通过精准匹配算法提高匹配效率，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平台作为企业将生产活动由企业内部转到企业外部，构建并管理平台生态系统，直接改变企业管理结构和成本，随平台发展形成“市场－企业”之间新的平衡。平台利用价格结构的设计充分发挥跨边网络外部性，持续增大用户规模，一方面提高市场规模和匹配效率，另一方面扩大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二是“市场－政府”协同。传统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自由竞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政府解决公共品供给、垄断等外部性和市场失灵。市场与政府是主次和先后次序。数字经济形态下，平台市场协同中出现的治理问题，政府难以摸清，也难以有效提供公共品和制度供给。平台既是市场组织者又是治理者，一方面通过设计合理的定价机制提高市场规模和效率，另一方面提供制度基础设施维持平台秩序。三是“企业－政府”协同。传统经济下，企业只承担经济生产职能，政府承担维持公平竞争和企业产权保护和预期功能。数字经济形态下，平台必须维护自身生态，提供制度规则，进行平台系统治理；平台是由所有者和开发者形成的经济体系，必须处理好所有者和开发者的产权和利益关系。与传统企业不同，平台有足够激励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和维护平台生态系统，不断完善平台运行规则，实现平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平台实际上替代或补充了线上虚拟空间中政府的职能。同时承担企业和虚拟空间“准政府”的双重责任。

三、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组织的优势

与传统市场相比，一是提高了匹配效率。传统市场交易分散，依靠价格机制调节供需，匹配效率受到参与市场人数、地理空间等因素影响；平台依靠海量数据和匹配算法实现实时供需匹配和调节，且平台网络效应显著，用户增长进一步提高供需匹配。二是降低了交易成本。传统市场交易成本较高。平台通过匹配算法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平台能够实现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高效匹配，降低搜寻成本；复制成本，平台下每新生产一单位商品的边际成本趋于零，复制成本低到忽略不计；验证成本，数据平台上的在线反馈机制和声誉机制可以降低验证成本，降低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三是形成长尾市场。平台在线交易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限制，推荐算法有利于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位于需求曲线尾部的大量非热门产品的需求被激活，越来越多的细分市场成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四是声誉机制。相比传统市场的非人际交易，平台通过声誉机制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平台声誉系统供买家和卖家对交易行为进行评论，并将评论信息反馈在平台上，供其他用户浏览，从而约束买卖双方的行为，保障平台交易的可持续性。

与传统企业相比。一是通过网络效应，实现正反馈循环。网络效应被认为是平台企业最大的发展动力，网络效应带来更大的企业规模，产生更多价值，吸引更多参与者，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形成良性的反馈循环。二是赢者通吃。由于网络效应，成功的平台企业享受越来越大的规模收益，因此各领域平台市场通常由少数大型平台主导，形成“赢者通吃”的格局。三是成本结构改变。平台在发展初期投入较高的固定成本用于搭建技术基础设施和技术开发后，每生产一单位新产品的边际成本趋于零，并且随着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平均成本也逐渐趋近于零。传统企业通过内部垂直整合和协调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信息成本；平台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中降低信息成本，而不是像传统企业在企业内部降低信息成本。与传统企业作为生产者角色不同，平台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生态系统的管理者，服务于全球数十亿用户。拥有开发者基础和显著网络效应的平台企业倾向于从垂直整合转向开放创新的经营模式，通过开放平台和提供开发工具，吸引第三方开发者扩展平台生态系统。同时通过开发新的应用和服务来扩展平台的功能，推动平台的快速成长。平台通过优化其生态系统创造价值，而不只是孤立地提升自己企业产品的利润。

与传统政府相比。大型平台提供的数字基础设施有准公共品特征，表现出非竞争性和有限排他性。平台提供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直接和间接经济价值，同时利用网络效应积累用户规模，持续扩大和巩固市场地位，因此平台有明确激励提供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平台提供的基础设施具有专有性，平台参与者在路径依赖下习惯于特定平台，平台转换成本高，从而形成平台锁定效应，即用户由于连接成本、软件学习和升级系统所需的时间等原因，选择坚持使用当前平台。锁定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平台对基础设施的高质量供应，进而增加用户转移成本，保护市场地位。基础设施的提供具有可拓展性与灵活性。分层、模块化架构是平台基础设施的核心，模块化架构意味着平台功能可以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模块，平台可以通过增加或替换模块进行功能拓展。这些架构鼓励平台推动外围组件的多样化发展，同时也保持平台核心功能的稳定性。传统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难以适应数字基础设施快速迭代、灵活拓展等特性，平台的发展是需求驱动的，扩大用户规模是平台的关键目标，因此平台能够适应数字基础设施弹性灵活的要求，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情况及时改进基础设施，实现数据驱动的治理。传统政府科层制治理本身存在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灵活性低、信息集中且透明度低以及政府自身的官僚化问题，难以适应数据治理需求。数据驱动的平台治理能够实时、多维度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实现快速精准决策，信息传递和决策效率高，行政成本较低，信息开放，透明度高，灵活性强，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变化。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以上是我的一些初步认识。我们还需要对以下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一是数字经济形态的进一步认识和判定。二是进一步在数字经济体系下认识和理解平台。三是进一步深化平台性质的理解。四是全新理解平台与传统组织的关系。五是如何实行有效的平台治理。六是正确对待平台和平台企业家精神。

来源：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公众号

编辑：徐牧谣、田腾骧

审核：卢彤菲、孙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