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9—31日，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工业化的政策与实绩”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工业化研究工作坊在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山西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近现代中国工业化的政策与实绩等相关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主任蒋殿春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玉茹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蒋殿春教授代表南开经济学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对中国工业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和当前状况，强调提炼中国工业化政策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并将其提升为中国经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期待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赵学军研究员表示，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当代中国工业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工业化史将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增长点，系统梳理中国工业化的政策历程、实践成绩与历史经验，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王玉茹教授对支持会议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表示由衷感谢，并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希望经济史学者通过智慧碰撞，为学科发展和专题研究贡献高水平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超群研究员将晚清技术设备引进路径归纳为委托洋行、委托出使大臣、派人出国、洋匠直接购买四种方式，以青溪铁厂为例，依托手札等一手史料，考察其从询价比价到赴英购机的全过程，考察了购买过程中的知识学习及其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展现了企业、中央政府和洋务官员之间的博弈行为。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系统梳理了近代中国银行业对工业融资的演进脉络，指出其初期主要在洋务企业内部调配资金，随后通过向钱庄以间接方式向企业放款，在银行大量设立与倒闭的过程中一批稳健经营的银行开始转向工业的直接投资，并通过人事兼任与企业形成产融共同体，最终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接管困境企业，进而构建起深度融合的融资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熊昌锟研究员系统阐释 “义利之辨” 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调适、重塑与转向，指出传统思想强调以 “义” 统摄 “利”，鸦片战争后通过有限调适，“利” 获得局部合法性；至辛亥革命前后，功利主义兴起，强调 “义利合”；20世纪初至30年代，反思自由市场弊端，形成“义利兼顾”新取向。西南大学赵国壮教授依托档案史料，系统梳理战后川台制糖产业合作的缘起、推进与困境，展现了苗栗糖厂和资川酒精厂合作历经动议磋商、章程拟定、机件迁运等阶段，在时局动荡、物价暴涨、运输梗阻、经费短缺等多重影响下一波三折，最终全数运抵并完成初步试装的跨区域产业协作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学军研究员指出，“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开启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与国防工业体系基础，中国一汽、中国一拖、中国一重、哈汽集团、沈阳机床集团、北京738厂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在70多年的发展中，经过引进苏联技术，消化吸收与有限创新，再次引进欧美技术，再消化吸收，最终形成自主创新能力。“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的制造业企业，展现了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轨迹，呈现出打基础—有限创新—能力形成—再引进再创新—自主创新的阶梯式特征，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肜新春研究员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正从全球工业化边缘迈向中心，但受国际壁垒与体系结构制约，面向未来，需坚守实体经济、巩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释放人才红利、以超大市场驱动创新，避免产业空心化，走出多元包容的工业化道路，构建中国自主的工业化理论体系，稳固并提升中心地位。于文浩研究员指出，新中国初期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迫切，国家通过技能培训体系构建及院系调整、发展中专与技工教育、统一招生分配等措施，快速补齐技能人才缺口；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下，以“厂办校”模式建立起从应急培训、体系化建构到“一条龙”闭环培养的完整模式，实现早期工业化需求与技能人才供给适配。中央财经大学肖翔教授通过彩电国产化考察中国电子工业走向技术自立的历程，指出1985—1990年的五次全国彩电国产化会议，确立“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方针，形成“一条龙”推进机制，推动产品向大屏幕、遥控化升级，快速建成完整彩电工业体系，实现从进口用汇到出口创汇转变，培育了技术人才。

上海社会科学院方书生研究员从全球史视角出发，将上海工业化划分为贸易驱动的自然工业化、被束缚的口岸城市工业化、通往比较全面工业化的阶梯三个阶段，分析了1843—1978年上海作为后发国家工业中心的发展轨迹，强调后发大国工业中心的成功赶超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且需建立起较完整且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武汉大学刁莉教授指出，近代交通变革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其发展先后经历三个关键阶段，在帆船贸易时期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轮船贸易时期成为连接上海与内地的贸易“二传手”，铁路运输时期将商业重心向铁路沿线转移，贸易大幅扩张，在建国后成为全国重工业基地。复旦大学王哲副教授通过长江流域水路邮路、北方毛乌素沙地邮路两大案例探析近代中国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指出长江流域依托民信局“信划子”建立官方邮艇系统，而北方沙漠地带仅用少数邮差运营起最高等级陆路邮路，展现出中国邮政强大的空间拓展和结合地方实际不断调试的能力。西南财经大学赵劲松教授将铁路与工业化关系研究从铁轨铺设历程向联运制度标准化深化拓展，实证考察了1913—1932年铁路联运制度的演进过程及其对路网运输效率的重要提升作用和对不同制造业影响的显著差异，为理解技术性制度如何整合分割市场、推动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

广西师范大学徐毅教授考察冷战时期美国学者研究新中国经济的知识生产过程，通过对雷麦通信、手稿、演讲稿等档案史料的分析，指出美国学者在无法获取中国官方细口径产业数据的情况下，构建起多种类多层次的开源情报网络，通过多源交叉验证和反推估算的方法，研判新中国工业化能力等经济情况。山西大学刘成虎教授系统梳理山西百余年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将其归纳为1892—1937年近代工业萌芽、1949—1978年重工业嵌入式发展、1979—2012 年能源快速扩张和2012年至今转型探索四个阶段，指出“有资源的比较优势，可能会成为比较优势的陷阱”，强调破解困局需要超越短期利益进行系统性变革。南开大学龚关副教授系统考察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政策，指出其在布局上兼顾短期就业与长期现代化，重视能源、钢铁、石化等基础工业建设，同时突破比较优势原则，着力发展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在市场培育方面，通过放松管制、财政金融引导和企业竞争意识培育，将选择性与功能性产业政策有机结合。南开大学关永强教授指出，系统梳理近代中国工业调查有着重要的史料、制度和理论价值，不仅可以弥补宏观统计数据的不足与分歧，探索晚清至民国时期政府、学界和工商界调查机构与制度的演进逻辑，更可以透过近代调查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的独特地位，探索其作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效路径的重要学术价值。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中国工业化研究的主题、方向与视角等问题各抒己见。赵学军研究员认为中国工业史研究不仅要重视工业化进程的研究，还要关注工业化的广泛影响，需要从企业发展、产业体系扩展、工业体系形成、国家经济体系建设等不同维度，深入考察工业化中的资金、原料、技术、市场、政府、区域关系、中外经济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高超群研究员回顾了新中国学术界对工业化研究的两次热潮和主要成就，认为要充分重视国家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注意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应当将国家作为理性的利益主体纳入工业化研究中。兰日旭教授阐述了西方工业化模式的长期演变过程，提出工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方式在于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要关注国家和市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与互动关系。肜新春研究员认为本次会议实现了近代到现代的工业化研究的碰撞，并对国家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强调。于文浩研究员分享了对日本工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思考，指出中国工业化研究应更多聚焦于人的因素，关注以人为本的政策逻辑和人在工业化中的自我发展。关永强教授重申本次会议的目标在于实现近代与当代工业史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找新的研究议题，期待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和青年学者进入工业史研究，扩大工作坊的内容、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王玉茹教授肯定了本次工作坊模式并希望在后续的讨论与研究会中能解决更多研究问题，并呼吁年轻学者继承学科互助传统、合力发展。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研究对于深化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认知、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资源型地区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本次会议的跨区域、跨时段深入研讨，特别是近代工业史与当代工业史研究的交流互动中受益良多，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举办系列工作坊，凝心聚力、携手并进，共同开拓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学术新境界，将中国工业化历史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贡献经济史学科的智慧。

供稿单位：经济研究所

撰稿：唐睿智、李金岭

编辑：徐牧谣、刘佳欢

审核：何志慧、孙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