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5年2月22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本次年会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号召,汇聚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智慧力量,共同探索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年会邀请了40余名专家学者及机构代表,就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贸易、数据要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主任佟家栋以《数字商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提升和赶超》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佟家栋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佟家栋发表主旨演讲
非常感谢大会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数字金融与贸易的话题。演讲之前我先做一个广告,各位嘉宾手里的资料袋中有一本书《数字经济与中国》,是南开大学中国数字经济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主编的一本书,我用8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另外12分钟进行主题演讲内容。
一、关于我们:中心与报告。我们是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是在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的。早在本世纪初,南开大学不同的学科领域就开始关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展开了多学科、多层面、多领域的研究,试图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2019年在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候,学校提出,基于数字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各个相关学科,如数学、统计学、计算科学、人工智能等理工科学,也涉及经济学、管理科学、法学、行政管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因而,数字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交叉学科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提出要建立数字经济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22年6月,南开大学数字经济交叉科学研究中心挂牌,作为综合性大学,专家队伍来自于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数字与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与软件科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我们在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的基础上来开展工作。根据我们的设计,当时确定了四个研究领域:数字经济理论、数字经济企业、数字产业、数字经济治理。我们按照计划在学科上有三个人才培养层次:数字经济本科专业、专业硕士点、专业博士点。三个层次都已经建成了,是一个既搞数字经济研究,又推动数字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设规划。
其中有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数字经济与中国》,这个报告我们充分反映中国与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学者们的研究前沿;充分展示和推动中国对交叉学科-数字经济的研究;充分反映南开数字经济研究团队分别在数字经济理论、数字经济企业、数字产业、数字经济治理方面的研究;充分反映和追踪国际数字经济研究前沿,试图建立起以南开为基地和平台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库,为贯彻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的力量。现在已经出了三本了,正在筹备启动2025年的报告。
二、2024年版本的背景。我们对数字经济有一个基本定义,即: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与知识成为基本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其核心在于数据要素的运用。上午已经讲了数据要素一些基本概念,最重要的是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如果和其他地方有区别的话,就是从过去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在逐步替代人和延伸人的体力劳动能力的话,现在在进入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新的生产要素所形成的是逐步延伸和替代人的脑力劳动,形成的信息和数据,从而形成我们能看得见的成为实体化的智能体,比如ChatGPT、DeepSeek等等。这些看到的情况表现为三种形式:硬件、软件和其他方面,这三个方面在我们整个报告中都有涉及,涉及到数字经济理论、数字企业、数字产业和技术治理,包括指标体系的探索等。探索过程中按照基本定义来涵概数字经济软件领域在过去一年的创新,数字经济领域硬件方面的创新。
三、其他方面的创新。我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分类和发展状况的报告。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开展分部分的理论研究、企业研究、产业研究和治理研究。从这几个角度讲,时间关系不详细讲,感兴趣就可以看这本书。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除了新质生产力,相结合的基本概念之外,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研究。
对未来的研究: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数据要素参与后中国新比较优势的体现和测度,数字贸易出口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数字贸易进口对企业生产率赶超的影响,数字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数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数据库的建设与合作。今天上午我们举办校企合作专项活动,与某数字平台企业签署捐赠协议,获赠1000个单位算力资源,估值8000万至1亿元,拟通过软硬件基础设施升级助力南开科研能力建设。
下面我们进行主题演讲的内容:
1、研究背景与动机
回顾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然成为了当前国际贸易新趋势以及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数字产品进口2000—2013年数据样本测算可得其整体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并且整体结构维持在20%—30%区间。从右部可以发现对于高生产率的企业,其对数字产品进口的需求是呈现显著的强正相关关系的。在60%—90%生产率企业可以看到,它对数字产品进口需求愈发强烈。由此可以推测,对于这部分靠近技术前沿的、稍微落后的企业,可能更加需要通过进口,汇聚了来源国、创研发新实力、数据要素、创新实力数字产品等来实现对前沿技术的追赶和赶超。
最前沿的部分企业,其对数字产品进口需求是有所下缓的,原因可能是通过技术前沿竞争的不断加剧,逐渐实现了通过对数字产品的进口转内生,逐步通过前期的数字产品进口已经积累了相关的数字技术,实现了数字技术创新,形成了一定自身的创新实力,逐步摆脱进口依赖。基于这个数据现实,引出了如何充分发挥数字贸易作为建设贸易强国新引擎的作用,打造数字贸易赋能我国落后企业实现技术前沿的追赶和赶超,提升我国技术前沿的竞争效率,并且推动我国企业生产率实现长效稳定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2、研究问题
因此引申出了相关的问题,通过数字产品进口是如何实现我国企业生产率整体的增长,其内在的理论机制和相关依据的差异到底体现在哪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数字产品进口是否能够助力我国企业,特别是落后企业实现技术前沿的赶超,以及通过进口数字产品是否加剧了技术前沿竞争,并推动了我国整体的生产率持续高效增长。我们采用的是2000-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与中国海关的合并面板数据,合计3362823个企业-年份面板观测值。参考Zhang et al.(2023)数字产品识别方法,研究对象为有形数字产品,主要为数字基础设施。这也符合我国在2000-2013年期间在数字经济逐步萌芽兴起并且实现蓬勃发展的蓄力期的数据要素或数字产品的刚需。同时我们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和讨论上述研究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基于经典文献界定技术前沿:将年度生产率前5%的企业定义为前沿企业,其余则归类为落后企业
3、研究结论
初步表明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总体有提升效应,通过进口中学,实现技术创新,与此同时数字产品自身携带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要素特征,帮助企业通过融入自身的生产和运营,来提升信息搜寻效率和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实现生产率的提升。
直观发现,前沿企业通过进口数字产品实现了生产率提升,但落后企业居然因为进口数字产品实现了生产率的下降,当时对这个结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对样本数据来看,平均每年的落后企业占比90%,每年的落后企业其进口数字产品的规模大概为70%,对于这部分落后企业如果因为进口数字产品造成生产力的损失,是否会使用“一刀切”的策略,也就是放弃进口数字产品。这么庞大的企业规模如果放弃进口,也就意味着对于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启蒙包括发展加速的阶段,是放弃了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我们的答案当然是“否”,不管是前沿还是落后企业都没有放弃,从现今来看也是这样的。
(1)数字产品进口与生产率有限赶超。
因为落后企业的规模非常庞大,我们引入了“前沿竞争差距”这个概念,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职能检验,发现如果专门针对落后企业进行生产率的中位数区分,对于远离前沿的落后企业来说,数字产品进口的提升效率是显著的。但我们发现,这种颠覆性效应呈现随企业效率提升而增强的趋势:对前40%低效企业而言,进口数字产品能显著促进其生产率提升。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对于落后企业,特别是前沿落后企业,是否有机会向技术前沿突破?毕竟技术前沿实现技术引领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进一步进行了考察。
对于高生产率的落后企业更能达到技术前沿,这个图是对于在下一期成为技术领先的企业,它在上一期的生产率。对于落后企业,有近30%下一期可能进入技术前沿,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究那些最为成功的落后企业,就是在下一期成为前沿企业、并且连续三期保持在技术前沿的企业中,大概超50%的比例位于最高的部分技术水平的落后企业。因此初步判定,通过进口数字产品对于高生产率落后是可以进行生产率的赶超的。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结论是数字产品进口仅帮助生产率最高的后三个十分位数组的落后企业实现赶超。赶超的定义是有限的赶超,不仅是在范围上,同时这个赶超通过比较在下一期未成为技术领先的落后企业而言,它的影响程度也是大约占到四分之一。所以不仅在范围上有限,在程度上也是有限的赶超。
(2)数字产品进口与技术前沿竞争。
刚刚的结论说前沿企业通过进口数字产品进行了一个较大幅度的生产率提升,那是否会帮助前沿企业持续地攀升,而不断拉大与落后企业之间的产能差距呢?然后导致部门内生产率分化现象日益显著,这一结论会被证实,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于整个国家的产出损失是非常重的。所以为什么前沿企业更强,或者更能从数字产品进口中获益。我们关注的是部门内的技术扩散,前沿企业可以较为快速地习得竞争对手的创新成果,跟踪和实施竞争对手创新的能力显著强于落后企业。这一结论更加验证了可能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前沿和落后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验证了前沿和落后企业分别进口数字产品对自身技术前沿门槛的影响。这个结论非常符合我们的预期,也进一步验证了“赢家通吃”的局面尚未形成。通过进口数字产品,落后企业成为了助推技术前沿门槛提升的主力军,也就是说前沿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我们给出的可能原因是伴随市场竞争,或者是竞争牵引在加剧,前沿企业创新租金是不断消散的,也就意味着前沿企业可能创新的动力会越来越弱,前沿门槛长期的走势是递减态势。但是对于落后企业,正好是抓住了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机遇,通过进口数字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生产率,进而推动了整体部门技术前沿门槛的提升。
前沿扰动(前沿进入与退出)。前沿企业实现较强的技术引领,显著增加了设法进入前沿企业的份额并降低了前沿退出率,这种情况避免了“赢家通吃”的格局。
数字产品进口帮助我国的落后企业实现了生产率的追赶和赶超,通过加强了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态势,帮助我国生产率可以实现长效持久的增长。当前我国在面临大国竞争和博弈的态势下,通过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证实,通过数字贸易我国可以实现对西方或者对先进国家企业生产率的追赶。
谢谢大家!
来源: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公众号
编辑:徐牧谣、田腾骧
审核:卢彤菲、孙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