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5年2月22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本次年会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战略号召,汇聚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智慧力量,共同探索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年会邀请了40余名专家学者及机构代表,就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贸易、数据要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斌开,以《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平》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陈斌开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陈斌开发表主旨演讲
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特别荣幸来到南开大学交流和学习。今天我演讲的问题是人工智能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关心,但找到适宜的切入点比较难。今天,我基于文献的基础和当前的一些观察,谈一些想法。
技术革命如何影响全球收入不平等?全球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后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将这一趋势放在全球技术革命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变化中考察,发现自20世纪40年代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信息科技革命开始以来,技术进步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扩张作用更为显著,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具体地,人类一共经历了四次科技革命,分别是以蒸汽机为关键技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电力和内燃机为关键技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关键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关键技术的第四次科技革命(2010年左右开始)。这四次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收入分配指标的整体影响呈现U形曲线,前两次科技革命降低了收入不平等,后两次科技革命则在整体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技术革命既可以扩大也可能缩小不平等,其整体效果取决于新技术扩大还是降低了劳动力需求。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新技术的出现将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行业发展,从而扩大对于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实现就业和工资的上升;新技术也可能会降低总体劳动力需求,因为其会替代工人完成相关工作,造成失业率上升与劳动收入下降。前两次工业革命所蕴含的技术进步与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仅在短期内扩大了失业,长期来看则降低了失业率,缩小了收入不平等。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刚刚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收入不平等在多数国家都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国别比较发现,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相较于公平更重视效率,其收入不平等上升更快;瑞典和芬兰等国家更加注重保护劳动者利益,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更为温和。一个常见的解释是此次科技革命仍在进行之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企业生产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充分显现。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最发达、相关应用最为广泛的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受人工智能技术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
我们想从全世界来看,从全世界更长的历史来看,技术革命跟不平等之间到底是什么逻辑。从文献来看,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分配主要有几个逻辑:
一是劳动力需求和工资水平的问题,包括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关于人工智能如何替代劳动力,多数现有研究基于任务视角进行分析,这一视角将社会生产过程拆解成若干个既可以由劳动力完成亦可以由机器完成的任务,这一替代过程自然会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失去工作、收入降低。除了替代劳动力这一负面影响外,人工智能还能通过两种机制对劳动力就业与工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第一种机制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创造效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创造出原来不存在的新任务和新职业,从而吸纳就业、提高劳动收入;第二种机制是人工智能技术还能通过提高生产率间接地改善收入不平等。
二是市场结构与劳动力收入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影响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与市场地位,进而间接影响收入分配。使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得更快,从而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使用先进技术本身具备一定技术与资本门槛,使用人工智能就需要企业积累大量用于训练算法的数据、雇佣高水平的算法工程师、购买或者租用可观的算力资源,市场份额更高的企业在这些方面显然更具优势。以上因素导致市场变得更加集中,由此还可能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构成发生变化: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和新场景的不断出现,促使以数字平台高管和高技术人才为代表的最富裕群体的迅速调整,带来额外的收入分配波动三是技能结构与劳动力收入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就业极化”,工资不成比例地流向了收入分配和技能供给的顶层与底层,导致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显著下降、财富大幅缩水、社会流动性凝固,最富有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差距日益扩大。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算法更容易替代从事常规工作的中等技能劳动力,如组装工人、基础财会和在线客服。与之相对,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创造性或问题解决型工作,还是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更需要密切人际接触的服务性工作,可以在机器的协助下由劳动力完成,却很难由智能机器人独立完成。因此机器具有替代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倾向,而与高、低技能劳动力形成互补关系,这就造成劳动力就业不断极化,影响社会公平。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可阻挡,如何防止错误发展方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给你推你喜欢的东西,就会导致社会分层越来越严重,信息封闭会越来越严重,从长期来看这对社会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去年出现了无人驾驶,如果大面积推广的话,将有大批的人会失业。为此,需要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去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这里有几个维度:
第一,人力资本。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的重点应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数字素养促进机会均等化。技术进步会增加对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教育则会增加技术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当供给落后于需求时,表现为技术溢价的不平等会加重,反之会减弱。这就需要设计适应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教育政策。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对未来的教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大学到底应该教学生什么东西?过去教编程,现在人工智能就能实现。我们一直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那怎么落实到一门一门的课上,真正地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二,反垄断。DeepSeek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总认为创新是要靠大企业,但真正颠覆性的、大的创新都是靠中小企业做出来的。因为大企业的优势在于整合资源,而不是创新。因此,反垄断在初次分配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税收。人形机器人发展得很快,是否要对机器人征税?这个问题备受关注,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理由。支持者认为,征收机器人税能够减少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补贴受机器人冲击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在不改变稳态增速的前提下提升稳态人均收入与社会福利;反对者则认为,征收机器人税是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惩罚”,将导致高科技企业改变其公司所在地以避税,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与数字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除了税收上的调整之外,还应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实现机会均等化。具体来说,应尝试建立为更广泛群体服务的数字教育平台和在线医疗平台,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教育与医疗资源配置;在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上,需要进一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特点,提高针对受人工智能冲击群体的服务和保障力度;在就业服务与收入保障上,也应考虑将相关政策向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的群体适当倾斜。
人工智能时代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点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怎么找到平衡点,目前为止还处在摸索的阶段,我只是抛砖引玉地讲讲非常初步的思考,也请各位老师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来源: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公众号
编辑:徐牧谣、田腾骧
审核:卢彤菲、孙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