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发表主旨演讲

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我的话题是面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挑战，数字经济将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机会。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大家所感受到的经济下行压力。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问题便一直伴随着我们。当前经济似乎进入了一个易于降温而难以升温的状态，这与以往有所不同。一个重要的指标是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它一直在低位波动，总体反映出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怎么解决经济下行的压力？这是一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而且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关注点会有所差异。举一个例子，《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于2016年年初特地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研讨会。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较大压力。2015年年底，GDP增长率降到了7%以下，而此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应低于8%。2月29日的那场讨论邀请了大概十几位的学者、专家，我和余永定老师做了引导发言。余老师的看法是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所以要用非常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去刺激。我基本赞成他的观点，经济下行，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大力度、支持增长。

但同时我提到，在全球危机以后的经济增长减速，有一个重要的机制是，中国正处于新旧产业转换的过程中。以往，我国许多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服装和家电等基础消费品，但这些产业因成本上升而逐渐丧失了竞争力。尽管新兴产业正在缓慢崛起，但其发展步伐尚不够迅速。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持续发展，就不仅是简单的总量扩张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在实施总量政策提升总需求的同时，需要考虑采取一些结构性的举措，加快新兴产业的崛起。如果刺激措施仅仅聚焦于传统产业，即便短期增长回升，也很难持续。

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浙江绍兴的远东石化公司在2008年濒临破产边缘，但得益于随后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该公司得以复苏并运营了数年。然而，到了2015年，它再次陷入破产境地。这个例子表明，尽管刺激政策为公司带来了新需求，暂时延续了生命，但其行业结构和市场竞争力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改变。远东石化本质上仍缺乏竞争力，最终难逃破产命运，且负债从原本的100亿增加到了150亿。我的核心观点在于，宏观政策固然重要，但我们或许还需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行业政策，以促进新旧产业的转型升级，让新兴产业能够稳步发展，确保未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稳经济”可能需要一套综合性的政策方案，这包括宏观政策、行业政策以及改革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时期，政策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在最近几年，我和余老师的观点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高度一致，即在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时，宏观政策必须展现出足够的力度。

之所以提到这场讨论，部分是因为我们近期完成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最初是由两位学生提出来的。我们谈论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关注总量概念，如总需求的增减、总产出的扩张与收缩、总就业与总收入的变化等。但不同的行业在每一次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利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增长实验室的数据做了一个研究，应用生产网络的方法分析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主要驱动行业。这项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如果经济波动确实主要是由个别行业驱动，那么“稳增长”的努力不仅要由总量政策，还要考虑有针对性的行业政策。

这项研究进展得很顺利，也很快被《经济研究》接受并发表了。应该说，最终的结果多少有点出乎我的预料。最主要的发现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建筑和房地产”行业驱动的，这里的“驱动”不仅包括这个行业本身的起伏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投入产出关系造成的间接影响。2008年以后经济快速回升，主要是“建筑和房地产”快速增长，那个时候的核心因素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起的经济回落，“建筑和房地产”的下滑仍然是最主要的导因，这个阶段的核心因素应该是房地产行业。

我们的研究总共考察了17个行业，从2008年到2023年，其它行业也有起起伏伏，但均没有对宏观经济的上扬和下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自2020年以来，确实有一些行业对宏观经济的正向贡献开始上升，主要是高端装备制造，但作用尚未大到提升宏观经济的态势。

上述发现表明，第一，如果要“稳增长”，可能需要考虑较大力度的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在当前的行业结构格局下，房地产若稳不住，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非常大。当然，稳定房地产并非要重演繁荣局面，而是尽可能地减少对宏观经济负面的拖累。第二，需要加快推动新兴行业的崛起，以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而数字经济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新兴产业能否崛起？特别是能否拉动经济增长？很多人对这些问题都心存疑虑。最近我读到一项由资本市场知名投资者Cathie Wood发布的报告“Big Ideas 2024”。她认为，通用型技术革命的发生会大大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我找出经济历史学家Angus Maddison创始、构建的前年经济数据，发现从1000年到2016年间，在开头的几百年间，英国的人均GDP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增长大致与人口增长同步，但在过去三百年间，人均GDP开始迅速上扬。如果看趋势增长速度，人均GDP增速也从1000年前的0%提高到最近的2%左右。这似乎印证了Cathie Wood的论断，通用型技术的革命可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Cathie Wood认为，我们现在再次面临通用型技术的革命，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测序和能源储存等技术的落地，将极大地造福世界经济。她预言：如果这些技术按照她的预期实现变革并落地，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望从过去125年间的平均3%提升至2030年的7%。7%的预言可能不准确，但这个逻辑是合理的。通常我们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这个论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技术保持不变。如果技术在快速进步，经济增速不一定要下降。但关键在于能否真正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站在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的第一线。在很多技术领域，美中都处于技术创新的第一线，这就给我国提供了加速经济增长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便在一些领域我们还局限于做1-100，而不是做0-1。只要能做1-100，就有可能从技术革命中获得最大的益处。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处于国际前沿，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可以简单引用一下北大国发院增长实验室的创始人伍晓鹰博士所主导的一套全国各行业的数据。他在增长、收入、生产率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处于国际前沿，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他和合作者沿用Jorgenson教授的产业分类，将下述三个行业归为数字经济：一是专门生产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产业，二是高度依赖并密集使用ICT的制造业，三是大量运用ICT的服务业。无论是看对GDP增长的贡献，还是看对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数字经济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关键部门。

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所分享的内容。

一是实现稳增长的努力可能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政策方案。在过去，尤其是去年经济迅速下行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宏观政策，这是合理的，因为经济快速下行时需要救急的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起到有效的稳定作用，行业政策和改革政策往往反应比较迟缓一些，不太适合需要“救急”的场景。现在的形势是，经济有所平稳，但仍面临下行压力。因此，支持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应继续加强，但与此同时，行业政策和改革政策也必须跟上，毕竟不可能长期依靠宏观刺激支持增长。行业政策稳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传统产业，同时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改革政策提升市场主体的信心，同时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有可能长期持续。

二是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会逐步减速，但通用型技术的革命可能会加速经济增长。今天我国面临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是数字经济的创新与发展。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工业革命，这次是第一次，中国站在了工业革命的前列。虽然从0到1的突破至关重要，但首先确保从1到100的顺利转化，将其变为实际生产力，这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而言，是充满机遇的。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其实是可以是相当乐观的。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一些看法，有不当之处，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来源：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公众号

编辑：徐牧谣、田腾骧

审核：卢彤菲、孙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