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系成立大会暨“数字文明时代的未来经济学学术论坛”举行。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严兵教授以《数字型跨国公司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本文根据严兵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我从数字型跨国公司理论和政策研究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我今天的分享包括三个方面：数字型跨国公司发展现状、数字型跨国公司相关研究进展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首先看数字型跨国公司发展的现状。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性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在过去十年是急剧扩张的。与传统行业相比，数字领域产品服务具有虚拟化，交易成本边际成本低的特征，数字型跨国公司所有权结构、内部治理方式、内部治理成本、外部交易成本发生很大变化，所以FDI、国际投资方式内容与传统跨国公司有很大不同。在《世界投资报告（2017）》里面，最早总结了数字型跨国公司的特点：国际足迹小，影响大，就是指它有轻资产的特征。之前的世界投资报告会发布传统的跨国公司百强榜单，但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发布数字型跨国公司百强名单。它的榜单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外销售额，一个是国外资产比例。可以清晰的看到，数字型跨国公司国产资产比例和国外销售额比例之比是1：1.8，传统的这两个比是1左右。这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数字型跨国公司它在国际的生产，国际运营中跟传统FDI不一样。

数字型跨国公司分为四种，一种电子商务、一种数字解决方案、一种是数字内容，还有互联网平台。地理分布方面，2017年报告发现数字型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数字型跨国公司母公司都在美国，40%子公司也在美国。但是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2022年在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里对这个榜单进行更新，与2016年对比，2021年的全球百强数字型跨国公司销售总额增长158%，年均增速超过21%。2021年的净收入增速甚至高达60%，当然这是特殊情况，因为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基数比较低，2021年有反弹。地理分布上虽然美国仍然是主要的数字型跨国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但是这里面会发现，地理上的分化特征很明显了，可以看到中国及一些部分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渐成为了数字型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而且疫情以后，我们看到一个特征，全球FDI2021、2020年跌了40%以上，2021年有了比较大幅的增长，2022、2023年全球FDI全球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是和总的FDI相比，数字型跨国公司，比如绿地投资方面，相比2019、2020、2021即使受到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型跨国公司绿地投资增长达到120%、130%。在全球FDI国际投资低迷的情况下，数字型跨国公司的增速是非常迅猛的，这是发展的现状。

第二个方面是基于现状对数字型跨国公司进行研究。第一部分是数字时代的跨国公司理论研究。随着经济发展到数字经济时代，跨国公司理论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到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到现在数字时代平台型跨国公司理论方向的转变。

有一类的文献研究数字性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有些研究指出数字型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动机是减弱的，因为企业依赖互联网的技术，可以很容易的突破地理和国界的限制，就可以向目标市场提供服务。所以没有那么强的动机去国际上目标市场设立分支机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数字型的也有国际投资的，因为通过互联网搭建的全球运营网络使得国际投资成本难以程度发生变化，它更容易扩张。这个过程中有学者发现技术寻求动机是数字型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重要动机。

第二类文献研究了数字型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传统跨国公司国际投资有三种优势，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优势。工业时代主要是内部化优势克服跨国公司作为外来者在东道国所有的劣势，数字型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外部化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克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局外人劣势，而且这种数字型跨国公司对新事物的学习过程速度很快，学习能够很强。可以帮助企业绕过之前在国际投资中通过很长时间知识经验积累的阶段，可以实现快速的国际化，与传统基于资产交易的所有权优势不同，在现在的数字型跨国公司，数字网络演变为一个新兴的所有权优势，而数字平台型企业全球用户网络成为国际扩张的主要因素。

第三类文献研究数字型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传统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什么不一样。蒋殿春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地理距离这两个在传统理论里面被认为是国际投资很重要的因素不再是最重要的。东道国如果能够使得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人员成为一类特有的人力资本，就会吸引数字型跨国公司。另外在数字投资的政策框架，数字理念制度和文化环境上如果有稳定性，也会成为数字型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原因。另外还有知识产权保护，这在之前的传统的企业中也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在在数字型跨国公司里变得更加重要。

第二大部分是关于数字性跨国公司它的经济效益的研究。这一块首先有文献发现数字型跨国公司会催生新的经济业态，像新零售、新金融、新娱乐等等。另外数字型跨国公司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用户搜寻成本等，对国际贸易进行赋能。第三类文献发现数字型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有很大影响，因为它出现了数字化、去中介化、定制化、服务化的趋势。数字技术通过合并生产阶段，将之前比较冗长多层次的价值链变为更短更集成化的价值链。第四类文献发现，数字型跨国公司对传统的跨国公司商业模式、投资路径也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使得国际投资呈现出海外轻资产、低就业、区位决定因素发生变化、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非股权投资增多以及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更加灵活的特征。第五类文献发现在公司治理方面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方案。因为传统的跨国公司主要是母公司、子公司通过股权安排，通过资产所有权的划分，基于委托代理形成母公司、子公司的控制。但是在数字型跨国公司数字平台框架下，很多时候开展海外业务，不需要过多的实体投资，而是基于平台掌握的交易数据、信息技术，所有权的核心问题不再是之前的厂房、机器、设备，而是变成虚拟的线上数据，委托代理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同于传统跨国公司和子公司、母公司一样单一线条，而是将不同市场交易者、数据提供者、平台等多个关系进行考虑。

第三个方面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理论方面有四个重要议题。

第一个数字型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刚才我们说虽然有学者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距离等因素不再那么重要，但是因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不同国家类型、不同的金融市场模式等等，和传统的FDI理论、传统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不一样，这块有很大得空间值得我们研究。

第二个是数字化平台的研究问题。因为相较于传统经济学，研究国际经济学的时候，会考虑出口平台，但是我们数字化平台涵盖范围是更加丰富的。数字化平台充当中介，可以减少中间的摩擦、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打破传统的经济学内部化优势，可以将平台的优势外部化，而且可以将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供给需求联系起来，甚至可以纳入到第三方、第四方形成成为广泛的市场提升效率。这些全新的市场形式，对未来的跨国公司经营模式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值得研究的。

第三个就是全球价值链重组与服务贸易。我们发现新的数字型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张，如果从之前的微笑曲线来看，可能会使微笑曲线出现扁平化的特征，把传统的生产阶段向两端延伸，所以重塑后的产业链可能更加朝着上游下游方向延伸，进而衍生出更多类型的服务贸易。数字型FDI和相关的服务贸易相关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个是知识传播和创新。其实FDI溢出效应是很老的话题，现在仍然有FDI这种文章不断在顶刊上出现。但是到了数字型跨国公司的时候，它的知识传播和传统的跨国公司不一样，所以在数字性跨国公司在知识传播和创新研发上有什么样新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

政策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是数据要素跨国流动政策研究。投资，贸易、金融都涉及这方面。系统梳理当前全球数据流通和存储治理体系，分析各国的竞合关系，维护数据安全是行之有效的数据要素的跨国流动政策，规范数字型跨国公司经营行为将是重要的政策议题。

第二是跨国数字平台反垄断政策研究。数字型跨国公司反垄断有一个问题在于数据本身有赢者通吃的特征，数据发展的高度动态性，这时候如何维护市场的公平，保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和产业发展间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的难点。所以对反垄断的经济分析框架分析，对国家之间的反垄断政策横向梳理和纵向对比，对平台反垄断冲击的影响和福利评估做多方面研究，为我们的反垄断政策制定改革提供条件，也是值得研究的政策问题。

最后就是数字型跨国公司的税收规则研究。数字性跨国公司注册地、市场地跟传统跨国公司出现避税天堂的问题，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国家之间税基的侵蚀、利润转移问题会更加凸现，以属地原则为税收管辖权确定依据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会有更大调整。2021年的时候有一个国际税收双支柱政策出来.双支柱政策有两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突破了国际税收规则中关于物理存在的限制条件，重新分配大型的跨国公司全球利润的征税权，将转移到避税地、低税地超额利润按照一定标准重新分配给原来的母国。第二个方面就是全球的最低税率规定了大型跨国公司全球任何一个管辖区，实际有效税率不低于15%。支柱一、支柱二组成了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多边的方案。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的税收制度如何与国际上的针对跨国公司全球税收双支柱方案对接，也是我们政策研究方面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以上是我对FDI跨国公司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考虑做的简单分享，谢谢！

来源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