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特征。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乏力困境，导致不少国家倒流回保护主义阵营，逆全球化势头迭起。近年来，跨境投资增长停滞，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全球价值链出现转移甚至萎缩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经贸摩擦因素互相交织，进一步催化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的价值链重构。如何保障价值链供应链韧性，防范价值链风险传导，是当前亟待解答的议题。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调整背景下，全面研究全球化发展历程及特征，深入考察全球价值链研究脉络，进一步思考全球经贸治理新趋势，有利于我们更好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化发展中的新问题，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能路径。

全球价值链发展历程及特征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进与发展，与全球化发展变迁过程密不可分。过去近70年间，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宏观经济领域跨境劳动力成本套利空间较大，国际贸易成本大幅降低。而技术发展也让生产实现精细化分工，使复杂国际供应链上的跨国协作成为可能。具体来说，全球价值链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产业布局。二战后，美国成为新制造业中心。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不确定性较高，加之国内产业发展的产能过剩问题较为尖锐，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以及日本，一方面构建盟友集团，另一方面为国内的过剩产能开辟国外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全球价值链调整主要体现为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欧诸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承接方的发达国家内部产业转移。这次的价值链布局模式体现为“北—北”合作的典型特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尚不是全球生产分工的参与者。东亚国家中，日本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开始早期的产业承接和技术引进，为后续的国际产业转移和第二阶段的全球价值链调整打下坚实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以日本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型价值链布局。作为二战前已具备较为完备工业体系的发达国家，得益于美国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出，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向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价值链布局调整。二战后，日本大力发展以机械、钢铁等为代表的重工业，同时推动形成企业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化、范围化。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加之国内的重工业政策支持，日本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但日本也逐步面临资源瓶颈等要素限制问题。为突破经济发展桎梏，日本于1960年前后向地理距离较近、发展基础和前景较好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新兴经济体开启第二次价值链布局调整。在这次转移背景下，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新兴经济体也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20世纪80年代以发展中国家为承接主体的全球价值链布局。在经济历经短暂的黄金期后，“亚洲四小龙”逐步开始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发展困境，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寻求要素和配置资源。这期间，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所提供的充裕劳动力要素，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带来的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政策红利，为大规模国际贸易和投资选择中国市场提供了政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的交织让中国逐步具备了承接东亚、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链环节的关键能力和核心要素。在这一过程中，伴随庞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潜力被不断激发，中国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新中心，“中国制造”也成为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下的“新标识”。当然，与前两次价值链布局不同，第三次以中国为承接主体的产业转移不再以“北—北”合作模式为主要特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主力军。

经过二战以来的长期发展和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到深度发展。当前全球价值链布局具有以下典型特征。第一，“多峰式”价值链分工格局逐渐形成。依托于历史上三次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布局调整，当前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分工新格局——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成为亚洲、美洲和欧洲区域价值链的中心节点。这一发展趋势意味着，各区域价值链以中心生产地为核心向外辐射发散，区位因素愈发成为全球价值链延伸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第二，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使其高端制造业回流加速。由于前期的大规模全球价值链布局，发达国家陷入制造业“空心化”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制造业回流”，进而推动国内“再工业化”，以期缓解制造业“空心化”困局。同时，这一举措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其国内高端制造业及科技创新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从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实现高端链条的体内循环，这可能进一步拉开与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低端链条差距。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下传统价值链布局的脆弱性愈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导致局部价值链断裂引发的风险传递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可能成为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

全球价值链理论演变及研究焦点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揭示了以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为“雁首”，向“雁身”即发展中国家进行迁移，继而形成全球或地区分工发展格局的产业转移理论。此后，雷蒙德·弗农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发达国家主要占据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而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环节主要转移至发展中国家。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价值链”概念；2001年，加里·杰里菲等人提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五种主要治理模式，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从实际经济现象向学术研究视角的迈进过程变得更加直观和清晰。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传统的“国家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跨国间的原材料及中间投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构成。由于产品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内部，而是依靠全球各国协作分工实现，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兴起也挑战了使用传统的贸易总量来衡量贸易利得的测算方法。探索“真实反映国际贸易运行的方式”，测算全球价值链环节中的价值构成，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效应，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最近20年来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在实际测算过程中，根据使用的数据类型，可以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归纳为两类方法。一类为宏观层面的测算方法，主要基于国际组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国家或者行业层面的增加值贸易测算研究。该测算方法致力于构建和分析行业及双边国家层面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推动全球价值链测算由国家向行业层面及双边视角研究发展。另一类研究从微观视角出发，测算企业层面的出口附加值。经过不懈探索，该测算方法不断改进，可以更准确地测度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构成。

全球价值链的决定因素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作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细致考察。归纳起来，当前关于全球价值链决定因素研究主要分为五类。一是企业异质性因素视角。众多研究以企业异质性为切入点，探究了企业特征的差异对于价值链分工的影响问题，包括考虑企业效率水平、融资约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以及其他企业特征如企业所有制、地理位置、贸易模式和资本、技术密集度等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二是跨国公司研究视角。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报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到了全球贸易的80%左右。跨国公司通过长期合同、外包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生产工序的转移和全球再配置。三是外部制度和市场环境因素。贸易协定的签订、金融结构的市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契约执行质量等都将从优化市场环境的角度提升企业的价值链地位。而市场分割、上游垄断的加剧将严重损害企业创造国内附加值的能力。四是本土市场规模的影响。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转化为国际竞争新优势，以提升对制造业高端环节的吸引力来实现价值链梯度转移。五是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和研发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价值链升级，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重要驱动因素。由代工为主向研发为主转变，是实现这一跃升的主要渠道。

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研究。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研究主要有以下角度。第一，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等发达新兴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效应并不显著。基于地区层面的研究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存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且呈倒U型关系。第二，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对企业的融资约束起到有效缓解作用，从而得以实现基于融资能力提升的“出口学习效应”。第三，对创新和技术升级的影响。虽然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嵌入价值链分工体系，但是现有研究也发现被动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可能会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这与对进口中间投入的过度依赖、本土企业吸收能力较弱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俘获”效应有关。第四，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企业可能威胁到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时，可能会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掣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加成，即嵌入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第五，对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关于产品质量，研究发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然而过度嵌入将抑制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行业的经验证据支持价值链的嵌入将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然而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现象。第六，对行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会推动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继而影响各国或特定行业的比较优势。基于贸易附加值测算制造业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由劳动密集型行业攀升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第七，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对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嵌入将扩大工资差距；而对于OECD国家，却会缩小工资差距。此外，研究还发现，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分工会促进企业的就业水平提高。第八，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可以归为三类：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生产和贸易的碳排放、评估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利用价值链指标进行环境效应的回归分析。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

新需求呼唤全球经贸治理改革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不仅对国际经贸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更对当前的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新要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指出，未来10年国际生产体系的转型，在不同产业和地区会呈现不同特征，并将出现以产业回流和生产布局多元化、区域化以及复制化生产为主的四种转变轨迹。所有这些特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深远影响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调整。

WTO框架下的传统多边主义受到价值链重构挑战。现有WTO多边贸易规则是基于传统贸易模式即保障商品的跨境流动，但这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全球范围进行商品、要素、投资、人员、知识和服务等生产环节的优化配置新要求。全球价值链与现有贸易规则的不匹配，催生了WTO改革的迫切需要，尤其是针对中间品贸易发展对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以及标准与规制融合的新需求等。这些新需求呼唤新的经贸治理体系，由边境政策向边境后政策的延伸是大势所趋。这些政策措施涉及国内政策同国际标准的融合、各国监管的一致化，以及国际标准构建等。

生产布局多元化呼唤更多发展中国家适应并引领新的经贸规则。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不确定性的叠加，引发了关于“效率和安全”的再思考，如何确保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新考量目标。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思路，是通过生产布局多元化调整价值链环节配置，以缓冲因局部价值链断裂而引发整个价值链崩溃的风险。同时，有效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确保价值链安全供给与运行，也是后疫情时代有效的生产布局模式。生产布局多元化需要更多经济体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生产布局全球化呼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修改和制定。

价值链布局区域集聚促进了区域一体化协议的深度发展。根据WTO的统计，区域贸易协定从1990年的约50项增加至目前的约500项，其中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是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新高度的典型代表。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将协议涵盖的内容从货物贸易广泛延展到了投资、服务，以及国内措施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方面，在实现加强区域内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目标的同时，有效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新需求。

新工业革命浪潮迫切需要新的经贸规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自动化、数字化、数据化等关键技术将影响未来的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和管理方式将产生不同影响。一方面，这些关键技术通过减少成本、消除流动壁垒，拓宽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的边界和利得可行度；但另一方面，也对跨境大规模数据流动、信息安全、数字经济贸易规则、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诸如全球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安全以及针对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开放等议题，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引领下推动制定更高水平全球经贸规则的新热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