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下午，老龄社会 30 人论坛专题研讨会（15）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老龄社会30人论坛与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老龄社会30人论坛轮值主席原新先生以“零人口增长时代与人口红利转型”为题作精彩演讲。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老龄社会30人论坛轮值主席原新

主讲实录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零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的转型。

零人口增长的基本解释是一个地方的出生人口加上迁入人口与死亡人口加上迁出人口相等，就会进入零人口增长的状态。零人口增长之后，一般性的规律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期，这是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因素，但绝对不是决定性要素。2019年大家关注到媒体上的很多声音，包括中国人口断崖式的减少、雪崩式的减少，甚至有人说2017、2018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时代等等。这些声音到底对还是不对？如果我们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来考虑这些问题，并不会像渲染的那么严重。

改革开放40年，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旨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得到了非常好的落实。计划生育是根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并作为基本国策列入中共中央十二大报告，1984年《宪法》修订时，又被写进《宪法》，在宏观上，提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宣誓了国家的意志；在微观上，要求“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阐明了家庭的责任，时至今日《宪法》还是这么写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两件事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控制人口数量有一个终点，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中国完成了从“高生、低死”的人口高增长状态向“低生、低死”的人口低增长状态的转变，实现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面对新时期的人口形势，国家调整了生育政策，走入了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的时代。但是，提高人口素质永远没有终点，是永远要推行的一件事。

所以，伴随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人口作为国家发展基础的基本国情之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人口发展时代，现在正处在人口转变的关键转折期，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说已经过去的40年，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那么，未来将发生的就是人口将进入零增长、负增长时代，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加剧。

今天的讲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基本理论：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

在人口零增长、负增长时代，人口红利到底还存不存在？首先，不能简单将人口红利理解成是人口学的概念，它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是一个复合变量，以往传统人口红利研究人口机会以人力资源为核心，主要考虑劳动力数量丰富、抚养比较低等。人口转变过程中，在特定的阶段这样的人口机会主要发生在人口转变的前期阶段，死亡率降到且保持较低水平，出生率开始下降，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非常有利的劳动力供给丰富的阶段。这个人口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只是提供了一种潜力。能不能把这样一个机会变成现实的经济红利，不取决于人口本身。换句话说，人口机会是不能自动转变为经济红利的，必须要由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所以说，人口机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而与之适应的正确的经济社会决策是社会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随着人口转变动态过程不断深入，人口终究会走入另外一个状态，即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人口状况，资源型的人口红利会逐渐削弱。

到底人口红利会不会绝对的消失？从经济学发展全要素投入来看，劳动、资本、土地等这些因素当中，人是一个最活跃的、最能动的、最具有活力的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理解，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不会消失，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人口条件之下只会转型，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表现形态会发生变化。这也是布鲁姆（D. E. Bloom）和威廉姆斯（J.G. Williamson）两位教授最早提出人口红利以后，后期的研究中，李（R. Lee） 和梅森（A. Mason）教授又把人口红利又分解为两种：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变高度相关，主要是以劳动力供给丰富和低的抚养比为基础。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人口进入老龄化状态以后，基础是随着储蓄行为变化，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以及全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等，会引起人口红利的转型，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说过一句话，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实际上，人力资本也是创新和创造的源泉。这是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如上图，这条红线表示人口出生率，深蓝色的线是人口死亡率，中间这条线是人口总量变化。传统人口转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前人口转变阶段。

第二，人口转变阶段。

第三，后人口转变阶段。

后期人口转变理论分为四阶段、五阶段等，只是对人口转变阶段又就行了细分，现在展示的图是四阶段。人口转变解释的是，第一个阶段，前人口转变时期与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对应，人类的生育实际是接近了人的生育能力的极限；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认知，对食物和健康的把控能力比较低下，所以死亡率也居于高位，死亡率是和生育率交织在一起的波动的曲线，人口总量增长非常缓慢，但是长时期来看，出生率是高于死亡率的，否则人类也就不会延续到今天。就人类发展史而言，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最长，从人类产生到公元1800年大约100万年时间内，人类的人口数量增长到10个亿。

第二个阶段，人口转变时期，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滞后下降，人口总量迅速增加。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食物供给从采集、狩猎变成种植和养殖，从随机获得食物到有规律的供给得到食物，营养状况得到保障，死亡率率先大幅度降低。随着农业走向工业文明，物质极大丰富以及知识、科学技术进步，尤其到现代社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科技发展，很多导致人类死亡的疾病变得可控，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并且很快稳定在低水平上。而生孩子这件事情是要经过观念转变到行为转变的过程，例如，过去生育10个孩子只能存活1-2个，当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时，生育10个可以存活8-9个，人们会思考到底需要多少孩子？特别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以后，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女性的就业条件改善，一方面，压缩了生命周期中生育的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生育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变化，少生孩子成为大趋势。所以，在死亡率稳定在较低水平后，出生率进入下降时代。在人口转变中的前期阶段，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保持高水平，人口大幅度增长，然后在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死亡率保持低水平，出生率开始下降，人类增长速度开始减缓。现实中，1800年全球人口数量10个亿，今天为77个亿，也就是说，自人类产生到1800年的大约100万年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10个亿，但是，在过去短短的200多年时间里，人类的人口数量净增长了67个亿，这样一个增长状况会不会减少呢？会不会控制住呢？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到这个世纪末，人类数量大概会到100-110亿左右，出生、死亡会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这样人类的人口数量将走入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图形上看，全世界人口总量变化，伴随着人口变动从“高生、高死、低增长”走向“高生、低死、高增长”，最终走向“低生、低死、低增长”过程，人口数量增长是一条尾巴无限延长的S形曲线。

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人口转变，实际上就是压缩版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模式。除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异常变动外，当你看到死亡率时，我们和世界规律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死亡率为20‰，到三年困难时期之前，1958年的死亡率降到接近10‰，然后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反跳之后，死亡率继续下降，到70年代中期后期降到6-7‰的低水平，并一直维持到现在。再看出生率变化，在50年代，平均出生率水平在30‰以上，这是非常高的出生率水平，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个下降，之后，出现补偿性增加。1963年，出生率水平达到约44‰，这一年出生295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从70年代开始，由于有了计划生育运动，所以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但是从1981年以后又有一个反弹，这是人口惯性规律作用，因为50年代和60年代两个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年龄，尽管这个时候执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依然形成了比较高的出生率。

从1998年以后，年出生孩子数量就一直保持在2000万人以下，且不断减少。如果回顾中国70年出生人口状况，有33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少于2000万人，特别是从1998年以后，出生人口规模系统性的少于2000万万人。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出生人口只在政策放开后2-3年对有所增加，本质上出生人口呈现减少趋势，因为育龄妇女数量开始进入稳定的缩减状态。如果从生育率水平观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孩子左右，三年困难时期减少将近一半，到六十年代，生育率又回升到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孩子以上，七十年代开始显著下降。1992年生育率降到平均每个家庭生育2个孩子，之后，生育率就再也没有回到2个以上。人口学把生育率为2称之为更替水平，如果生育率水平保持在比2个多，人口永远在增长；如果长期保持生育2个孩子，就是完成了父母亲的自我替代，人口将保持稳定；如果生育率水平低于2个孩子，人口就开始孕育负增长的能量了，长期下去，人口总量终将负增长。换言之，从1992年以后，中国就一直开始孕育人口负增长的能量了，因为前面一系列增长的高峰还没有完全消化掉，人口依然回惯性增长一段时间，惯性增长的周期大约在40年以上。

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到现在，从人口增长来看，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经历过2个婴儿高潮，可以称之为“婴儿炸弹”，一个是五十年代，1949到1958年，平均每年出生2064万人。紧随其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生最少的一年只出生1411万人，比前面减了一半左右。从1962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是第二个“婴儿炸弹”。“婴儿炸弹”出生人口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婴儿期，20年以后就变成劳动力了，所以这两个“婴儿炸弹”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好变成了“劳动力炸弹”。1981年到1997年出生的第三个“婴儿炸弹”，在改革开放的后期也进入了劳动力阶段，对劳动力增加又形成了一个补充。所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劳动力规模基本保持了大的增势，虽然近几年有开始减少的现象，但是减少速度相对比较慢。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炸弹”最终会变成“老年炸弹”。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从典型的金字塔形已经变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形状，这是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的年龄结构，最终，人口年龄结构将转变为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形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这是人口转变必然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反映在抚养型和生产型人口上，就是出生人口逐渐从被抚养者变成生产者，最终又变成被抚养者。

中国人口惯性增长现在正处在惯性增长阶段，可以说从1992年以后孕育着负增长的能量。上图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019年给中国做的9个分案，按照中方案的预测结果，总人口在2018年13.95亿人的基础上，2030年达到最高峰值14.6亿人，实现零人口增长，然后进入负人口增长时代，2050年减少到13.8亿人，到这个世纪末还有10.2亿人。

零人口增长时代大致在2030年前后，之后会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于零人口增长和负人口增长时代，我的观点是别把它简单看作是一个点，一个峰值，零人口增长实际是高峰和高原的关系。从已经进入负人口增长阶段的十多个国家来看，多数国家的零人口是一段时间，而不是一个点。以日本为例，日本实现人口零增长以后，有五六年的时间在零增长附近波动，现在基本处在相对稳定的负人口增长时期。按照联合国的中方案预测结果，中国实现零人口增长和负人口增长前后，14亿人口以上的年份大概要维持35年左右。

在来看出生率和死亡率，把1949年至2018年的图延续到2050年，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结果，中国人口在2029年达到峰值，实现零人口增长。实际上不要太在意零人口增长的具体年份。我本人2006年给国家老龄委做的第一个人口老龄化百年预测，2018年又更新一版，联合国对世界各国的人口预测每两年更新一次，还有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在做人口预测，国家卫健委、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各个大学的学者也在做人口预测。所有的这些人口预测放在一起比较，有一个规律，即人口变动的大趋势几乎一模一样，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只是达到峰值的人口数量、未来主要时间节点的人口数量等具体指标略有差异，但是差异也不会很大。所以，中国人口峰值出现在2030年前后，峰值人口总量波动在14.5亿人上下，基本上是共同的判断。

如果比较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超级人口超级大国，按照联合国1950年到2100年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印两国是全球人口总量成果13亿的人口大国，在一个数量级，约占十几二口的35%。根据预测，2024年前后印度人口和中国人口会相交，两国的人口大约在14.2亿左右。但是，根据今年9月美国人口咨询局公布最新数据，2019年年中，中国人口是13.98亿人，印度人口是13.92亿人，如果这两个数字是真的话，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人口指日可待，不会等到2024年。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后，中国退居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但是，中国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到2029年达到最高峰14.6亿人，然后转为负增长；印度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66年达到最高峰17.5亿人，然后负增长。有人说这个世纪是“龙”和“象”的世纪，因为印度年轻人比中国多得多。但是，我的观点很简单，年轻人多没有问题，只是人口现象，如果年轻人多，就不了业，这样的人口机会就变不了人口红利，反而会成为社会风险。我曾经参加中非人口论坛的时候讨论人口红利，非洲专家对人口红利非常感兴趣。最后我用两个词解释，一个词是失业，一个词是无用，如果年轻人不能和劳动生产工具结合，就是失业人口，这样的年轻人就等于是无用之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差异就在年轻人是充满活力和能量的群体，如果不就业很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威胁，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单纯看人口变化，中国在这个世纪上半叶走过的路老龄化之路，印度将在这个世纪下半叶复制，印度人口老龄化历程只是比中国迟四五十年而已，印度的最终归宿也是老龄社会。印度人口生育率现在基本降到2.3-2.4，还会继续下降，我国的生育率大概在1.6左右，两国的生育率差距正在缩小。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印度只有39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1/3。但是，印度最大优势是绝大多数土地在热带和亚热带，如果土地的肥力和水能跟的上的话，一年可以2-3种，1亩可耕地相当于中国的2-3亩，这是优势。另外一个优势是80%以上的人是素食者，素食者直接的粮食消耗比肉食者多，但是间接消耗与肉食者相比几乎为零，所以，素食者的人均粮食消耗量比肉食者要低很多。虽然，中国将在“十四五”或者与“十五五”交界的时候，变成第二世界人口大国，但是我国人口数量巨大的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

如果分两个阶段考察中国的人口变化，第一阶段，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年；第二阶段，“两个十五年”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时期，即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用十五年时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后再用十五年时间在本世纪中叶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实现全面小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建成现代化强国。以此为背景观察人口变化，会发现：

以联合国数据分年龄段分析，从1978年到2018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从3.7亿减少到2.6亿，15-59岁劳动力人口从5.4亿增长到9.4亿，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7000万增长到2.3亿。相应比例关系，少年儿童人口从38%降到18%，劳动力从55%增长到70%，又回跌到65%，60岁以上人口从7%增长到17%。再往后展望，新时代“两个十五年”期间，总人口增长趋势基本趋缓了，老龄化在不断加剧，老年人口变化从2.5亿会增长到4.9亿，老龄化水平从17%增加到35%左右，双双倍增。这个世纪后五十年，老年人口基本保持4.0-4.9亿，老龄化水平维持在36%左右，相当稳定。

如果把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龄段，会发现达到负增长时间不一样。最早实现负增长的是0-14岁少年儿童，在1976年就已经达到最高峰，3.6亿人，然后开始减少。第二个实现负增长的是15-59岁劳动力人口，在2011年达到最高值，9.4亿，然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大概会减少到7.2亿。最后达到负增长的是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53年达到最高峰值4.9亿，然后开始减少。如果把这三个年龄段人口增减进行比较，会发现在过去的40年间，少年儿童人口减少了36%，劳动力人口增加了70%，老年人口增加了2.5倍；年均增长率变化只有少年儿童是减少的，为-1.12%，劳动力人口是增加的，每年增加1.33%，老年人口每年增长3.18%。从今往后30年，少年儿童人口继续减少，减少16%，劳动力人口转增为减，缩减21%，老年人口持续增长95%。到最后，这个世纪下半叶，人口年龄结构基本是稳定的，大致情况是老年人口占2/6，劳动力人口占3/6，老年儿童占1/6。这就是从今往后的整个21世纪我国人口呈现的基本背景。

二、改革开放40年 成功收获人口红利

（一）巨量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资源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78年5.4亿增长到2011年峰值9.4亿，然后开始减少，到2018年还有9.1亿以上，占总人口比例从55%增长到70%，现在是65%，劳动力规模扩大了70%以上。劳动力增长给改革开放供给了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资源。

（二）低抚养负担

从抚养比来说，国际通用的是按照15-64岁人口作为劳动力人口。按照这个比例来看，抚养比最高的时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少儿总抚养比达到将近80（15-64岁人口=100），老年抚养比一直保持比较低的状况。少年抚养比下降是导致总抚养比下降重要原因，这和生育率下降是直接相关的。进入新世纪10年代以后，抚养比降至最低的时期，在35左右。

（三）廉价劳动力

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为出口型经济提供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渐减弱。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当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从一年615块钱，到1990年涨到2140块，2000年涨到9300块，2010年到3.6万，现在到8.2万。8.2万的工资大概就是1.2万左右的美金。私营企业和私营单位平均就业人员工资明显低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整个形势来看，过去十年劳动工资率上涨非常快，中国长期保持出口优势即低廉劳动力价格正在不断丧失。

（四）高劳动参与率

采用的是粗参与率，粗参与率就是就业人口占15-59岁人口比例，这和一般劳动参与率的计算不一样。粗参与率在1990年代以前维持在75%-80%，1991、1992年突然上升到85%以上，是因为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去只允许公有经济存在，就业只能在公有经济体制当中。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在公有的、私有的、个体的等经济部门工作都算就业，所以出现了突然增长的状况。粗就业率曾经一度达到过85%以上，虽然近些年随着40后、50后人员下岗、企业转制等问题，粗劳动参与率有一些下降，但是一直保持在80%-85%之间的高水平。高劳动参与率背后是我们国家成就了一个劳动力型产业结构，只要具有就业能力，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就业，这是我们一个宗旨，一句话积极就业政策和战略。

（五）中国经济奇迹

经济总量从1978年3650亿人民币到现在90万亿人民币，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第一货物贸易国，第二消费市场国家等。从收入情况来说，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34元和134元分别增长到现在的3.9万元和1.5万元，的确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差距也扩大了，现在城乡差距大概是2.6倍左右。对于中国40年来不同阶段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最低贡献在16%左右，最高达到27%左右，也就是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率应该在1/6到1/4左右。

如果把它简单写成一个公式的话，改革开放40年第一次人口红利收获就是大量且持续扩大的劳动力资源，下降的和低的抚养比，廉价劳动力和高的劳动参与率，构成了人口机会的基本形态，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人口基础条件；这个人口机会怎么样变成人口红利的呢？必要的条件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最大改革政策是体制和机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当中放宽了劳动力地域迁徙限制，允许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流动人口从1980年人口普查的不到700万，现在是2.5亿左右。第二，灵活多样就业制度的实现，可以说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是国家给你分配工作，安排到哪工作就到哪工作，现在年轻人完全是自主择业，在这个变革中，我们国家一直实行充分就业战略，从国家安排工作到自主择业，再到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创造就业岗位，不断的刺激就业，这个动作到现在也没有终止。

这是过去的经验，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经验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牢牢的抓住了人口转变给过去40年创造的劳动力丰富和低抚养比的人口机会，把这样一个人口机会变成了经济红利，助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那么，未来30年的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时期人口红利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三、新时代现代化建设与人口红利转型

（一）人力资本日渐雄厚：人口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如果说过去40年控制人口数量是一个奇迹，那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巨大改善就是另一个奇迹。分年龄段来看，人口教育素质改善是突飞猛进的，2015年，60-69岁老龄口人，只有11%的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70岁以上、80岁以上的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更少。未来20年将会变成老年人的中龄人，40-49岁的人口，已经有24%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了。现在20-29岁的年轻人中，已经有57%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更为可观的是年轻人已经有1/3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了，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2015年，累计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人口为1.7亿，2015年到现在又过去三年了，如果把这三年每年毕业800万以上的大学生算在内的话，这个数字应该接近2个亿了。受过高中教育（含中专）的人口累计2.1亿了。目前，中国平均每100个人当中就有12.5个人接受过大专教育，相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不足0.5%，短短30多年，增至12.5%，真正是巨大的飞跃。

健康素质不断改善。新中国成立之前预期寿命是35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预期寿命是43岁，现在平均寿命已经到77岁，发达国家大概不到79岁，我们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了。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就意味着人口存活率在上升。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以上，也就是新出生的每1000个婴儿中，就有200个活不过365天，现在婴儿死亡率已经降至6.1‰。

劳动力的素质大为改观。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年，相对于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3年，相对于大学一年级的水平。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每年招收大学生和毕业的大学生（含研究生）超过800万人的时代，如果再加上中专毕业生，大约在是1400万人以上。德国教育专家谈过，中国高等教育毕业人数规模之大在全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中，中理工科毕业生约占全球1/4，每年毕业规模在200万人以上，这是在未来的创新型中国建设、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的过程，要发挥重大作用的一批人，是人力资本的雄厚积累。

展望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中国预期寿命和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动态比较，全世界的预期寿命都在增长，中国预期寿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是一个跳跃式的增长，之后就紧贴着发达国家水平往上走。根据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我国现在预期寿命是77岁，到这个世纪五十年代会增长到81岁，比现在还要再多4岁，到这个世纪末会增长到87岁。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寿命当中用来工作、社会参与、经济参与的时间也应该相应变长，可以把这块红利称之为长寿红利。

根据中国人口发展规划，健康中国战略的既定目标，203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要达到79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要从现在10.2年增长到11.4年，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都要大幅度下降，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对中国来说只要有规划目标，这个目标经过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

（二）人力资源规模依然巨大：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虽减但量大

虽然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数量就开始减少了，但是减少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与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的比较，劳动力供需状况并未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从劳动力总量供给来说，我不认为人口学应该承担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招工招不到的后果，这不是人口学除了问题，谁来承担这个后果？我觉得是教育出了问题，过去教育产业化把中专变成了大专，大专变成了三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整个经济转型到今天，我们应该需要的是技能型人才，技能型人才主要由中专培养，但是中专毕业生成为了稀缺资源。现在的情况是，高于中专学历的劳动力大量存在，每年以800万速度毕业，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干部身份的惯性思维，不愿意从事蓝领工作；低于中专水平的劳动力也大量存在，仅现在的农民工就有2.8亿人，绝大多数又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劳动力虽然在减少，但是2023年规模还在9亿以上，2043年还在8亿上，到2050年还有7.2亿。和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相比，劳动力比1978年还多1.9亿。劳动力够不够是供方和需方两者的平衡，未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需求显然和改革开放40年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劳动力质量部分替代劳动力数量是一个事实，人工智能部分地替代制造业工人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将来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口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总体而言，我认为劳动力规模虽然在减少，但是量还是足够大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继续收获人力资源的红利，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三）老年人力资源潜力巨大：延迟退休至少可释放1亿劳动力人口

我们的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7岁，但是却在延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制定的退休政策，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男职工和男干部60岁退休，在现在的寿命背景下，生命历程当中工作时间未免有点太短了。研究渐进式延迟退休是2013年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的要求。假设以1962年出生队列开始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男性每一年延迟2个月退休，女性每一年延迟3个月退休。用40年左右时间把退休年龄延长到男女同龄65岁退休，这样延续下来至少可以把60-69岁低龄老人变成大龄劳动力，可以累积是增加一个亿的劳动力。其结果是，劳动力年龄总15-59岁扩大到15-64岁，在2050年，其规模将从7.2亿变为8.2亿，老年人口从60岁变为65岁，规模将从4.9亿缩小到3.8亿，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资源，相应地老年人口压力也小一点。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减少养老保险金的压力。按照中国现在的退休规定，延长五年退休，就可以多拿五年工资，就意味着还要继续缴纳五年养老保障金；反过来，晚领了五年保障金，里外里十年，减轻养老保障金的压力。

（四）科技创新、技术进步降低劳动力数量需求

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及未来人工智能规划、大数据规划、科技进步战略等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太多了。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6年，全世界有17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已经被机器人接管了，被接管工作岗位的最大份额是中国，5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中国被接管了。

同时，该机构还预测了从现在到2030年，全世界将会有20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被机器人继续替代，大概相当于8.5%的制造岗位。每个新的产业机器人平均可以取代1.6个制造业工人，但是技术含量越低的工作替代率越高，最高可以达到一个机器人替代5-6个人。在2000万个机器人替代个岗位，中国占据了全球1/5机器人市场份额，而且全球新增机器人的1/3会将落户到中国。预计到2030年，中国机器人数量将会达到1500万个。过去2年的两会期间，总理一再强调我们要努力新增就业岗位，1300-1400个就是我们一年新增就业岗位的总和。然而，未来的日子了，教育部的中等技术专业学校振兴计划培养出来的技能型专业人才又正好和机器人替代制造业岗位撞上了，所以将来就业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五）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促进老年人自养能力增强

这是从储蓄角度来说的，储蓄是投资的源泉。人的一生当中，消费从生出来到生命结束就一直在发生。但是创造的财富的年龄是从15岁以后，尤其20岁之后，到60岁这个时间段。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我的分析很简单，一生中创造的财富能够满足生命周期的所有消费患有剩余，就是成功的人生，说明你对消费做出贡献了，相反，你就要从社会上去拿，是失败的。首先，从宏观或者制度安排上，要强化积累制的养老保障模式，比如企业年金。在制度安排上帮助我们在挣钱的年龄段，为未来养老做强制性的储备，类似于现在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养老保障金账户是个人账户加部分积累，个人账户实行积累制，现在按比例扣工资积累，到老了还给你使用；部分积累账户是现收现付制，收现在年轻人的养老金，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是代际之间的转移。我们一直强调创建企业年金制度，这是用你自己的钱为你老了以后进行制度性储备，本质上自养，用制度来保障你的养老储蓄。其次，从个人微观角度分析，不要年轻时挣钱多，却当“月光族”，老了单纯依靠养老保障金，生活质量一下掉下来了，自己接受不了。年轻的你要为老了以后的你做储备，做储蓄，做好财富的转移，方向是两个，一是往后准备，通过各种手段保证财富的报纸和增值，为老年生活储蓄、理财、置业、保险等；二是往下一代准备，至少要培养一个相对成功的下一代，他不啃老，就算没有白培养，所以，一句话有积谷防饥，有备无患，在年轻挣钱时要预防老了以后的事。

其实，还有性别平等红利。例如，把年龄不同的性别差异的退休制度提到男女同龄的退休制度，就是开发潜在的性别红利，更多的释放女性的工作时间。过去制定退休制度的时候，一个家庭平均生五六个孩子，无论男性女性的劳动多为重体力劳动。现在女性受教育提高，生孩子在1-2个之间，同时就业的体力劳动成分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些方面变化，将来能够实现男女同步退休，实际这是女性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再有，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8-10个百分点，而女性预期寿命又比男性高3-5年，所以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方面，也有性别红利可以深入开发，这是一个性别平等红利。

总之，在未来的“两个十五年”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战略期，新时代人口机会的主要表现形态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断提升、劳动力资源缩减但规模依然巨大，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养老行为和储蓄行为的变化等，这是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当然，新时代人口机会就在这儿，这个机会能不能变成经济红利依然不取决于人口本身，取决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能不能把这个新的机遇给挖掘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四、讨论和结论

（一）基本背景与关注焦点

第一，“两个十五年”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部署，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注的焦点是：“两个十五年”战略周期和老龄社会向深度老龄社会转型、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时代是重叠的，困难和挑战一定会增加，但是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我们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个要充分认识，第二个要充足准备，第三个还应该充满信心。

（二）理论基础

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变为经济红利，人口机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经济社会政策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只有当经济社会政策与人口机会匹配，人口机会才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红利。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形态伴随人口转变动态变化而改变，不会轻易消失，收获人口红利的方式也要随之改变，新时代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储蓄行为、科教振兴、职业培训、健康促进、寿命延长等要素的塑造和改善。人力资本提升更取决于社会发展。

（三）基本经验

中国快速人口转变创造了劳动力规模巨大且持续增加，以及低成本低抚养负担的人口机会窗口，是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战略下，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制度保障，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中国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率16%-27%之间，中国是全球成功收获人口红利的典范。

（四）基本事实

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改变，老龄社会正在向深度和重度老龄社会快速迈进，归宿是稳定的重度老龄社会，这是基本国情，大势已定，挑战加剧但机遇犹存，人力资源规模缩减但依然庞大，人力资本日渐雄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都是新时期人口机会的新形态，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五）基本要求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具有活力、最能动的要素，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创新、创造的源泉。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形态的规律性转型已然定局，要继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秉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国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挖掘经济新动力、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质量提升、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新思维、新模式、新路径，此乃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六）基本情况：劳动力依然丰富，就业压力长期存在

劳动力依然丰富，就业压力长期存在。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把现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结构变成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循序渐进，根据中国人口基础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我们依然还需要坚持。国务院在今年12月13号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定就业工作的意见”，一共提了七个方面26条，比方说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大规模职业培训、做实就业创业的服务、做好基本生活的保障，加强组织保障措施。关键点就是要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尽力而为的继续保持高就业率，保持经济增长活力，开发人口红利。

在这个基础之上，紧接着中办国办在12月25号又颁布了《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提了五大机制，13条措施，再加上一条保障机制和3条措施的话，一共是6个措施，16条建议。今年GDP增长率大概在6.2%左右，明年预期在6%左右，新常态经济增长时期劳动就业造成的压力依然很大，就业压力长期存在。

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再加上在劳动力资源所承载的人力资本又在不断的雄厚。就业、人才的流动、充分的就业依然是我们在新时代，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开发人力资源有效的途径。

（来源：老龄与未来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