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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为哪般?
来源:系统管理员          时间:2017-03-06 18:07:2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产业界、科技界、学术界施展才智的大舞台。高校智库应给力国家战略,为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周立群说。 摄影 段崴/人民画报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会议认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京津冀良性互动取得成效,协同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与其他的区域经济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哪些突出特点?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

2014年4月起,南开大学设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重大研究课题,组织和集聚了校内七个研究院(学院)相关学科的教师和博士生,以协同合作方式开展对这一重大课题的调研和探索,并由邢元敏、薛进文、龚克主编形成了三卷本的系列研究成果:《新时期京津“双城记”——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系列(一)》《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系列(二)》和《把握机遇 创新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系列(三)》。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即为上述重大研究课题的重要成员单位。研究院向本刊推荐了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周立群教授,他是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

 

立意深远、影响全局的国家战略

 

周立群教授开门见山:“京津冀一体化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战略,而是一个立意深远、影响全局的国家战略。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到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其重视程度之高、推进节奏之快、开局效果之明显,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中是不多见的。”

周立群介绍说:“在我们国家的新一轮发展中,提出并开启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启动最早、实施效果最明显的战略之一。”

“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要有世界眼光、中国特色,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要坚持统筹规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要充分体现中华元素、文化基因……”——若干关键词汇勾勒出京津冀城市群的大未来。

 

京津冀三地在行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很火”,不是“火”在书面的规划战略上,而是“火”在行动中,协同发展正在改变着京津冀地区的大格局。

首先是三地政府在行动,它们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顶层设计和自身的功能定位主动转变观念,协调各方利益。京津、京冀、津冀间的政府性合作协议频繁推出。这些主动行为,在突破三地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环境联防联治、交通的互联互通中,没有政府间的协作是很难推进的,很多举措都可以说是‘破冰之举’。”

其次是市场主体在行动。协同发展让市场主体看到了新空间、新商机。“比如房地产商和建筑商正在根据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布局追踪和跟进新工业园区、新生活园区和生态园区的分布以及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带来养老业、医疗业、教育业的迁移,这些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都将是巨大的利好。”

再如集聚在北京的各大投资公司、基金公司,都在谋划新型的产业转移基金、生态补偿基金等金融投资项目;电信业和互联网业也把三地协同和一体化视为整合资源和“一卡通”式结算等相关业务的机遇。市场主体跨地区的投资也带来了人才的流动。“我们曾作过京津城际列车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客流中,13%的乘客是往返京津两地上班或办理工作业务的人员。”

还有各类商会、协会也十分活跃。据周立群团队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至2016年底,京津冀各类产业联盟蓬勃兴起,新组建成立的跨省市产业联盟已达80多个。已成立的各类联盟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产业类,二是服务类,三是社会事业类,四是综合类。

“从各类联盟的协同关系看,既有按产业上下游关系的协整,也有按行业和服务领域的合作对接,还有跨行跨业的产学研创新协作。新组建的联盟多数是由企业、商会及社会组织发起的,联盟的组建正在成为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认识到跨区域产业联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大型国企北科建集团带头发起京津冀产业发展联盟,旨在联合区域产业资源,更好地拓展业务范围、升级商业模式、打造全国性新城新区开发建设与运营集团企业。”周立群介绍说。

协同发展在行动中破解了长期困扰三地的交通梗阻和“断头路”,使得近千公里的交通便捷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了,各城市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

在协同发展中,京津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逐渐形成。北京的通州区与河北廊坊市下辖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将形成异地规划;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不但三地形成联防联治机制,并向山西、内蒙古等地延伸,形成更大范围的、可持续的、可操作的联防机制。“这三年中,河北接纳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低产能企业关闭,实现自身产业的优化和提升;天津也在完善自身产业布局,比如接纳了著名国产品牌、保定的长城汽车入驻开发区,同时天津制药和电子产业也在向河北延伸。”

 

需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是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周立群的课题组提出在协同发展中需处理好的五个关系。

既要借力首都资源,也要助力首都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绝不仅仅是北京产业的外移和功能疏解。一些研讨会及媒体报道往往忽视了“助力首都发展”。虽然“借力首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北京的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在产业和功能向外转移或延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北京自身产业的提升和优化。借力与助力过程是各方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过程。把握好京津冀借力与助力的互促关系,形成主动承接、对接和服务首都的良性互动,探索二者的结合点,是优势互补、互促互动、协同共赢的必然选择。

既要引进外部资源,更应激活内部要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过程中,天津和河北构建了很多对接园区,这些新建园区在加大招商引资和引进外部要素时,应在激活自身的内生要素上作文章。引进外部优质资源有利于激活内部要素并推动自身机制创新,将承接和引入外部资源须与激活内部机制结合起来,使招商引资与本地主体的培育对接。因为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外部要素的进入,然而外生要素并不能替代内生要素。

既要完善硬件设施,更要优化服务环境。北京的高端产业转移和功能延伸的要求相对较高,为此,津冀两地为了提升产业承接和对接力度加大了招商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批新的园区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项目正在重新规划,建设进程也大大加快。然而,与承接和对接硬件设施相比,服务软环境尤其是服务业对接、承接环境的再造和优化更为迫切。

周立群建议,服务水平的提升不仅要高效、便捷,还要周到、舒心。要完善园区软环境,营造和提升层次,形成标准高,机制新,服务优的环境,使工作生活环境与北京无差异;要营造细微化、人性化的服务以及高品位的氛围;要营造创新氛围浓、创业机会多的生态环境;要吸引和对接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实现京津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

既要提升“转移效应”,更要放大“协同效应”。目前,在京津冀三地的各类战略规划和研讨中,存在较多关注和强调转移与承接效应的现象,对首都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抱很高的期望,而对协同效应重视不够。协同是大文章,三地要在协作中加快区域统合以及一体化进程,比如统一资本准入,包括招商引资政策、项目用地、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统一产品准入,包括各种资质、认证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统一开放政策,包括金融、医疗、旅游等全域开放;统一市场监管,包括监管体系、信息平台、社会征信体系等。

既要加快顶层设计,更要注重市场配置。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发力,市场对京津冀产业布局、协同效率、协同效果起决定性作用。来自市场主体的自发行动和探索是协同的动力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省市政府应乘势借力,培育和支持跨区域商会、协会、联盟等市场组织,使之成为产业合作和重组的重要载体和内生力量,并激活市场主体力量去突破行政壁垒,引导其主动承接、对接产业转移和首都功能。同时,根据市场主体的要求和行动轨迹破除阻滞要素流瓶颈,不失时机推进简政放权和加快政府职能转型。

 

一体化将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生活在天津的周立群教授本人就是京津冀一体化的体验者和受益者。他有一位同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同事,丈夫在北京工作,而他们把家安在了天津。这类跨越京津两地的家庭越来越多,不胜枚举,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双城人”。

周立群也经常因为科研和学术交流穿梭于京津冀三地。“因为交通十分便捷。北京拥有强实力的科研院所,天津有许多制造研发转化基地,河北有实体的工厂企业,这就自然形成了三地人才的互动和交流。而天津和河北的房价要比北京低很多,所以很多人选择两边跑。”

周立群介绍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设在北京的超过50家,排名世界第一,北京是名副其实的“总部之都”。“北京的总部正在提升国际化水平并在全球布局,这势必会加快北京资源和人才向周边地区辐射和释放。如借助天津自贸区来拓展国际业务,依托天津滨海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研发成果的转化,利用河北的空间和劳动力拓展基地和产业链条。”

周立群还以旅游为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景。北京是国际旅游的目的地,协同发展提升和放大北京的声誉和影响,可以将天津、河北的旅游资源进行整编,延伸旅游线路,丰富旅游内涵,进而形成全产业的旅游网络。“比如,可以充分利用天津的邮轮母港、承德的避暑山庄、保定的白洋淀……将京津冀三地的景点串联起来,形成更大的旅游圈和观光带,游客不再只是从北京单进单出。”

在教育协同方面,周立群也提出了共享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水平的建议,如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推进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科共建,互派校长、教师、管理干部等挂职交流,合作组建京津冀职业教育集团,共建职业院校培养和实训基地。另外,河北高校少,教学水平相对低,教育部和京津要支持河北的大学教师到北京、天津名校进修或攻读学位,实行对口支持。

京津冀位于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先导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提出到规划制定、从各地务实行动到新机制构建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些探索和实践将为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示范和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产业界、科技界、学术界施展才智的大舞台。高校智库应给力国家战略,为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周立群说。